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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情國事】
台美 關係面臨分水嶺的一年

Gerrit van der Wees

2018年有望成為美台關係的分水嶺。啟動事件的關鍵事件是2018年3月16日川普總統簽署的國會頒布的“台灣旅行法案”的通過。連同一些相關的事態發展,這代表了台灣島的一個重要轉折點,特別是與美國的關係。
國會:讓台灣走出寒流
目前發生的根本性轉變正在通過政治格局的一些關鍵變化而成為可能。第一:多年來,美國國會對自由民主的台灣在國際上一直處於外交孤立狀態的方式表示越來越不滿。儘管該國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已經向民主進行了重大轉變。
民主黨和共和黨方面的領導人認為,美國可以而且應該多做些事情,讓台灣走出困境,同時還應該拋棄一些越來越不合時宜的不成文規則和指導與台灣雙邊非官方關係的指導方針。這些規則包括美國高級官員不能與台灣同行會晤的規定,美國政府官員不能將台灣稱為“國家”,也不允許展示“主權標誌”。
這促使2017年1月13日在眾議院頒布了“台灣旅行法”,並在2017年5月4日在參議院頒布了伴隨法案。憑藉強大的兩黨支持 - 在華盛頓當代獨一無二 - 立法通過眾議院和參議院經一致同意,於2018年1月9日通過了眾議院,並於2月28日通過了參議院。
西方對中國的誤解
政治格局的第二次變化是對美國對華政策的相當根本的反思,這種政策在2018年初出現。直到最近,流行的思路是,通過與中國接觸,西方將能夠使其成為“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在國際社會中。人們還期望經濟發展和通過互聯網獲得信息的機會增加將導致中國的政治自由化。
著名的觀察家和前政策制定者現在開始認為,在過去的幾十年裡,西方給中國造成了錯誤。在奧巴馬政府前官員庫爾特坎貝爾和伊利拉特納的2018年3月/ 4月外交事務的開創性文章“中國推算”中,他寫道:
自尼克松邁向和解邁出近半個世紀之後,這一記錄越來越清楚地表明,華盛頓再次相信其影響中國軌蹟的力量。 (...)胡蘿蔔和棍棒都沒有像中國預測的那樣影響中國。外交和商業參與沒有帶來政治和經濟上的開放。 (...)中國已經開始走自己的路,在這個過程中掩蓋了美國的一系列期望。這種現實需要對美國對中國的態度進行清醒的反思。
同樣,在2018年3月1日的一篇重要文章中,“經濟學人”認為,自尼克鬆對中國開放以來,西方曾希望外交和商業參與會帶來政治和經濟上的開放,但賭博失敗了。
此外,華盛頓郵報在2018年2月28日關於該主題的文章中,華盛頓評論員查爾斯萊恩認為,美國需要重新思考長期,清醒的政策,並且應該“重新投資於與亞太地區民主國家的傳統聯盟地區。”
中國:習近平皇帝把他的體重拋在身邊
第三,對中國如何看待的這個根本的反思是由於一個崛起的,強大的和有影響力的中國越來越挑釁和蔑視國際秩序,並通過其經濟和軍事力量建立自己的秩序。南中國海的發展就是一個例子。
在國內,習近平政府並沒有像一些分析師所希望的那樣走向更加自由化,而是陷入了民主的不同意見。自2012年以來,共產黨不僅在中國大陸本土,而且在西藏,東突厥斯坦和香港的領土上越來越限制公民自由和言論自由。
對許多西方觀察人士來說,破壞駱駝背的秸稈是全國人大在2018年3月決定通過一項憲法修正案,取消總統和副總統的任期限制,使習近平終身不變。
川普政府:不受束縛
促使台灣政策根本轉變的第四個因素是川普政府在美國的出現。雖然早先的政府主要側重於“參與”中國 - 通常以犧牲與台灣的關係為代價 - 川普先生不受約定和傳統做法的約束,並認為中國更像是一個戰略競爭者。
這就形成了一種氣氛,公務員和政策制定者可以做更多的開箱即用的思考和重新構想與台灣的關係,以反映當今台灣是一個充滿活力的民主國家的現實,而不是堅持塵封的政策和難以理解的“一個中國”的咒語可追溯到20世紀70年代。
在這種背景下,重要的是川普政府內部的關鍵職位,有人主張對美台關係進行根本的反思。其中包括亞太區安全事務助理國防部長蘭道爾·施里弗,東亞和太平洋事務副助理國務卿亞歷克斯·黃和新任命的白宮國家安全顧問約翰·博爾頓。
首先,應該注意解決許多過時的美台關係的限制和指導方針。目前缺乏外交承認不應該阻礙“政府各級”的聯繫和溝通(如“台灣旅行法”所述)。事實上,台灣是該地區重要的民主和戰略盟友,應該有充分的溝通。限制性的“準則”應該是過去的事情。
實現關係正常化
但更重要的是,美國開始走向與台灣關係正常化的關鍵。 1979年的“一個中國”政策和反對承認是基於當時台灣由一個仍然聲稱擁有中國主權的壓制性的中國國民黨政權統治的事實。美國和其他西方大國不得不在兩個聲稱要統治中國的競爭政權之間作出選擇。
這種情況在20世紀90年代初發生根本性變化,當時台灣變成了一個充滿活力的民主國家。儘管這一重大而歷史性的轉變,但國際社會使島國及其人民的國際外交孤立長期存在。
因此,美國和西歐需要擺脫對“現狀”的自我約束,開始一個與台灣更加正常關係的進程,把它看作是我們其他任何一個在世界上的朋友和盟友。我們還需要幫助結束把台灣從世界衛生組織,國際民航組織,國際刑警組織和聯合國等國際組織中排除出去的做法。
台灣有很多可以提供的東西,並將對國際上有積極和建設性力量。
這樣的舉動實際上, 對中國和該地區也有好處:雖然最初無疑會有強烈抗議,但世界其他國家與台灣關係的正常化應該給中國一個擺脫舊矛盾和敵意約會的機會回到中國內戰。
北京需要與新民主主義台灣握手,制定更加建設性的政策,以相互承認和和平共處為友好鄰邦。這將給該地區帶來持久的和平與穩定,而不是現在這種模糊不清的“現狀”。

Gerrit van der Wees是前荷蘭外交官,1980年至2016年擔任台灣公報編輯。他現在在Fairfax, VA. 的George Mason University教授台灣歷史。圖片來源:CC by White House / Flickr。

註:台灣人公共事務會是美國非營利機構.專為台灣的民主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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