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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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東城區米市大街的一個小三合院裡，一九五○年九月十九日，我那天四歲，首次提筆寫字。外婆謝慧中點燃了一支香，打開硯台的蓋子，從硯滴裡滴了幾滴水在硯台裡，我就拿起墨條磨將起來。磨好了墨，外婆打開描紅的簿子，我便拿起一枝新的大楷毛筆，輕輕咬鬆了筆尖，沾了墨，寫將起來，不是「一二三……」是「人之初性本善」。整整一頁，就這六個字。寫完一頁，再來一頁。寫得很起勁。來自河北三河縣的李大媽踮著小腳咚咚地走過，手裡捧著洗衣盆到廊下洗衣裳。她擰著眉頭跟外婆說：「人家孩子學寫字都用鉛筆，您可新鮮，一丁點兒大的孩子，就寫毛筆字……」外婆回答她：「從容易到難，難上加難。從難到容易，輕鬆多了。」李大媽是否聽得進去，我不知道。我是聽進去了。「人之初」早已琅琅上口，頭一回將其寫了出來，邊寫邊跟著外婆念，大為快樂。一直到六歲上小學，每天寫字，是我同外婆一道度過的最快樂的時光。寫字是一件神聖的事情，把字寫對第一要緊，然後才能求好。
外婆為中國書店修繕本書，書店用平板車將破損的書卷送來。我同外婆一道小心地將它們從麻袋裡捧出來，攤放在大案子上。外婆仔細地檢視每一疊紙張，古文修養和斷句的功力讓她把一頁頁的文字回歸成一本本書，然後是修補與裝訂。還有剩餘的殘卷便一一放在架上，等待下文。這些篇章都曾經是我的教科書。在這些殘卷裡，我學到了什麼是「字字珠璣」。外婆愛極了這些字紙，跟我說：「文字要好。好的文字可以走極遠的路。那怕遭到各種不幸，我們還是有辦法讓它們恢復原來的樣子。」說到做到，修好的篇章上了釘書機。成為漂亮的線裝書，壓平之後，再裝進訂做的藍布書函。外婆會用漂亮的小楷將書名寫在一條長短合宜的宣紙上，再貼到書函上，這才完工。
一九五六年，我已經十歲，已經完全地能讀會寫。常用漢字出現了簡化字。我便遵照外婆的叮囑，繼續在家讀寫傳統漢字。如此這般，文字仍然一字多義，而非多義只得一字。這一年，我遵照外婆的指示，初次走進了溥雪齋老人的大院子。
我常常為外婆送東西到別人家，人家收了東西，說了謝謝，我便回家覆命。這一天，卻是不同的。我恭恭敬敬送上一條牡丹菸，溥老先生笑瞇瞇地問候了我的外婆，接過菸，交給「九妹」，並且留我在那裡玩。寬敞的北房大廳裡，香煙繚繞，琴聲悠揚。一位先生停止彈撥，雙手按住琴弦，笑著跟我說話，他是查阜西先生。他同溥先生合奏了一曲《梅花三弄》，聽得我心曠神怡。他們又拿琴譜給我看。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古琴的琴譜。那是另外一種「字」。兩年後，讀《紅樓夢》，寶玉讚林妹妹「越發上進」，在「讀天書」了，我哈哈大笑，那天書，我也能「讀」，而且能在弦上撥、彈、捻、揉出音樂來。
溥老先生人好、琴好、字好、畫好。他站著寫字，氣魄極大，寫完了，叫我「挑幾張，帶回家玩。」他坐著畫畫，他畫的蘭草美得不得了，小蟲跳躍其間，活靈活現。溥老先生畫完之後，也讓我「挑幾張，帶回家玩。」晚上寫字，我愛臨溥老先生的字，靈氣十足的字。功課做完，我愛看溥老先生的畫。這樣的美好伴隨我整整八年。現在回想，這應當是我所接受的最早的美學啟蒙。
幾乎同時，我也走進了舒先生 (老舍先生) 的家，陪他澆花、看他寫字，聽他講故事。偶爾，看他點著了菸，皺著眉頭，一臉痛苦地改稿，那時候，我已經懂得，「搞文學」絕對是苦差事，不是人可以受得了的。我也喜歡臨舒先生的字，四平八穩的字。那時候，我用的硯滴便是舒先生給我的：「日本作家送的禮物。」他這樣說。這個銅硯滴跟了我將近七十年，現在還在我的書房裡，讓我永遠記著舒先生的好。
也就在那個時候，我看了很多舞台上最引人入勝的表演，梅老闆梅蘭芳先生、馬老闆馬連良先生都與外公、外婆熟識。外公曾經是狂熱的票友，唱鬚生。馬老闆點撥過他。他還竟然有幸同梅老闆合唱過一齣《打漁殺家》！一九三七年日本人打進來時，外公剛剛辭世。梅老闆蓄鬚明志，不給日本人唱戲的階段，外婆同許多人一道幫過梅老闆。四九年之後，梅老闆念舊，不但送戲票而且請程老闆程硯秋先生來家裡代他拜年。馬老闆常來，外婆廚房裡碗櫃上高高地放著一個紙盒子，裡面是一個嶄新的炒鍋。馬老闆來了，外婆炒羊肉請他，就用那個鍋，因為馬老闆是回民。每一次，飯後，只需一杯清茶，馬老闆會同外婆聊好久，好久。
舞台上，梅老闆迷人的優雅、程老闆溫婉、含蓄的吟唱、馬老闆的豪氣干雲至今念念不忘。京戲以外，還有評劇，外婆的同鄉吳祖光先生的夫人便是評劇皇后新鳳霞。我看祖光先生寫的戲，看得入神；看鳳霞阿姨在舞台上的表演，如醉如痴。這一對患難夫妻的堅守更是讓我肅然起敬。北京電影製片廠的魏鶴齡先生是外婆上海時期的舊識，常讓我跟他去看電影。在那些人影稀疏的放映室裡，我常見到鍾惦斐先生和他的夫人張子芳女士。他們都待我非常好，在他們中間得到的溫暖是我少年時期最為珍貴的記憶。一日，在放映室裡，我竟然發現坐到了兩個在銀幕上見過多次的人中間，左邊是上官雲珠，右邊是趙丹！上官甜甜地跟我說：「小妹妹，要不要吃一粒糖？」我所答非所問地說了一句傻話：「上官阿姨，您真好看，比在電影裡還好看！」上官笑了，伸出手臂摟住我。趙丹也笑了。他這一笑讓我覺得他是世界上最帥的男人。回到家，我向外婆報告我的奇遇。外婆深深看了我一眼，說了一句我當時沒聽懂，日後想起來忍不住痛哭失聲的話：「他們都是好人，善良的人。有時候，是過於善良了。」
小學畢業前，我同外婆已經搬到了乾麵胡同二十號。另外一扇大門便是史家胡同五十六號。在初中與高中的六年裡，「外語」學的是俄文。於是，在我同舒先生的活動裡加了一項，讀俄文詩給他聽，自然是普希金的詩。一個營火晚會上，我朗誦了一首普希金的詩。站在聽眾當中的舒先生聽得很有趣，不時點頭微笑鼓勵我繼續。他身邊站著一位先生，竟然是俄語專家戈寶權先生，相見之下才知道，戈先生家住得不遠。如此這般，我在高中時期，常常走進戈先生的書房。他跟我說：「文字的音樂性非常重要，普希金你熟悉，要看屠格涅夫的文字。將俄文的音樂性發揮得最好的小說家是屠格涅夫。」我聽進去了，並且成為屠格涅夫堅定不移的粉絲。無書的年代，我曾經收工後在戈壁灘上奔波四十華里，只為了借閱一本殘缺的《羅亭》。幾十年後，我在塞尚傳記中寫塞尚與屠格涅夫在梅丹的會面。屠格涅夫用抒情詩般優雅的法語盛讚塞尚作品的生命力：「唯美的作品依然可以成為最好的作品。藝術與文學一樣都應當能夠提供美感，都應當能夠引領人類的心靈淨化、飛升。」塞尚則操著普羅旺斯口音的法語告訴這位俄羅斯作家，他自己的繆斯是大自然，他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夠表達大自然與人類精神、人類思想的完美融合。兩人之間的契合極為動人。行文至此，我感念著戈寶權先生早年的提醒。
台北書法家侯吉諒常說：「你一起步，接觸的就是最好的。」這話對。但是起步之初，便中斷，一斷就是十四年。文學不能，工程也不能，完全地不能再接受任何的學校教育。三十二歲回到美國，這才再拿起筆來，不是毛筆，是原硃筆，然後是電腦。三十六歲成為職業寫手。到了七十八歲，出版了五十七本書。而且，繼續中。繼續寫的，是文學，也是藝術。
想當初，在華盛頓教書，忙得天昏地暗，連華盛頓國家藝廊都沒有時間走進去過。一九八二年，婚後，我們來到台北。先生繼續在陽明山上的美國外交學院念中文，我則從住家跨過一個月亮門，進入文化大學，選了李超宗教授的課程《三十年代文藝思潮》，在一個中文大學裡作了一年的學生，也是平生唯一的一次。
上課鈴聲尚未響起，李超宗教授瀟瀟灑灑走進了課室，看到坐在後排的我，就笑著走過來。我趕快站起來迎上去：「李教授，好高興有機會上您的課……」就此，開始了我與李博士長達十九年的師生友誼。那時候，我並不知道站在我面前的不只是一位大學教授、一位學者、一位作家，他還是一位極有遠見的編者。我絕計沒有想到，就從此時此刻開始，我的文學寫作與出版竟然會走上許多人幾乎無法想望的坦途。
很快，李教授帶我到了台北「自由之家」，認識了著名詩人瘂弦、辛鬱、管管、羊令野，小說大家朱西甯、司馬中原，著名作家吳東權、尹雪曼、張拓蕪、王璞；以及大學問家、台灣唯一的金學專家魏子雲教授。台灣文壇最有名望者，全員到齊！
他們的熱情、親切讓我感覺猶如一下子有了多位兄長，歡喜無限。李超宗教授把我介紹給「副刊王」瘂公之時只說了一句話：「這是一個能寫的……」順理成章，學年結束，李教授把我的結業文章〈太平湖畔的孤影〉交給了《聯合報》副刊主編瘂公。一九八三年六月十四日到十六日，《聯合報》副刊連載了這篇懷念老舍先生的文章。這便是我寫作與出版的起始。到了二○二四年，整整四十一年，未曾間斷地從世界各地寄稿到台灣、在台灣的報刊雜誌寫專欄、在台灣出書。
一個月之後，我們抵達北京，在建國飯店放下行李，直奔外婆家，令我驚異的是我先生與一口無錫話的外婆竟然一拍即合，安全沒有溝通的障礙。我想，是他們之間完全的信任使然。最早連絡上的是周有光先生和他的夫人張允和女士，有他們幫忙，便聯絡到吳祖光、新鳳霞伉儷。而且，周先生的連襟便是偉大的小說家沈從文先生。感謝周先生伉儷的居間聯絡，我在一九八三年十月就收到了沈從文先生親筆簽名的《沈從文小說選》第一集與第二集，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的版本。我看著沈先生一絲不苟的簽名熱淚盈眶，完全地說不出話來。十一月，我同周先生伉儷來到了前門東大街三號五樓，在一個極為狹窄的居室裡，在鋪天蓋地的書籍、紙張中間，一張藤椅上，坐著滿臉笑容的沈先生。我喚他沈伯伯。沈夫人兆和姨，沈伯伯稱呼她「張先生」，擔心我聽不懂沈伯伯的湘西口音。沒有想到，沈伯伯一開口，我便聽得字字分明。於是談話就輕鬆起來。允和姨是兆和姨的二姊，一下子，我面對了中國現代史上兩位傳奇女子，著名的安徽合肥四姊妹裡面的兩位。允和姨是崑曲大家，極為豪爽，一句「沒有《金瓶梅》就沒有《紅樓夢》。」不知比當時多少「紅學家」高明多少。熱議中，我向各位前輩介紹了台北魏子雲教授的研究，沈伯伯極有興趣，囑咐我帶魏先生的文章給他看。我馬上辦到，果真，沈伯伯對魏先生的研究讚譽有加，極為欣賞。從這往後，每隔十天半月，我一定會到沈家去。帶著沈伯伯喜歡的甜點，以及怒放的鮮花。沈先生最喜歡大紅大綠所展現的生命力，我不止一次看到沈伯伯用手指捻起掉落的紅色花瓣，將它放到綠葉之間，露出滿意的微笑：「生命的殘缺在文學與藝術中得到彌補。」於我而言，如雷貫耳，深受震動。
台北《聯合報》邀請大陸老作家寫稿，最先響應的便是吳祖光和端木蕻良兩位先生。之後，便是沈伯伯。緊跟著，許多詩人作家也寫了稿子交給《聯合報》發表。那些字字珠璣的好文章在寶島引發熱議，久久不衰。我居中及時轉稿子、轉報刊、轉稿酬、轉信件，足足十年，到一九九三年才告完全結束。
教學工作繁忙，無法寫長篇，於是利用周末寫短篇小說。一組九篇小說全部在北京的三年內完成，第一位讀者都是沈伯伯。他靜靜地看，摘下眼鏡擦眼淚，看完了，跟我說：「平實，最是要緊。你的寫法是對的，繼續下去，不要中斷。」一邊說眼睛裡又一次盈滿淚水。我淚眼模糊地望著這位老人家，滿心都是傷痛和由衷的感激。這些小說陸續刊登在台北《聯合報》副刊上，曾經以書名《生命之歌》、《樓上樓下》兩次結集出書，再經過多次修改、潤飾。最終，二○一四年落腳台北允晨出版社《長日將盡—我的北京故事》。小說之外寫了三萬餘字長序〈懷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那些人與那些事〉。出書前，我曾經將這篇序文寄給沈家長公子沈龍朱先生看過。我們通信多年，他甚至寄送給我《沈從文全集》，三十二卷精裝本，山西北岳文藝出版社二○○九年版，每一本都有侄女沈紅設計的藏書票。藏書票上，沈伯伯戴著眼鏡正在看書或審稿，讓我一再地被深深地感動。
數次的病苦，我偶爾有機會陪伴著病中的沈伯伯，親眼看到他的不屈與鬥志，看到他在病中繼續審視《龍鳳藝術》文稿當中的字句，斟酌再三，移動一字。一九八六年四月八日，我走進了沈伯伯和兆和姨在崇文門東大街二十二號的新居。這地方寬敞了許多，白牆上終於掛上了表侄黃永玉的畫作，窗戶外面也有了一些街景。我非常喜歡黃永玉先生的畫。那樣獨特的構圖，那樣飽滿的色彩，在在顯示一位中國畫家繼往開來的創造力。沈伯伯看著牆上的畫，心境平和地跟我說著湘西鳳凰的美景。兆和姨告訴我，沒有客人的時候，沈伯伯也喜歡坐在窗前看看外面。七月十七日，是我最後一次見到沈伯伯。一九九五年四月，是我最後一次見到兆和姨。那是一次四天之短的停留，我還是排除萬難見到了兆和姨，老人家雙眼含淚告訴我：「整理舊稿，細看你沈伯伯的文字，這才漸漸地懂得了他。」
一九八七年十月，在曼哈頓寫了〈沈從文先生印象〉，詳盡描寫我看到的、感受到的點點滴滴，是台北《聯合報》為來年沈先生可能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而邀我寫的歡喜文稿。不料，一九八八年五月十日。沈先生「放下了人生這部大書」，與獎項擦肩而過。於是，這篇小文修改後所展現的無盡懷思被納入《聯合報》【終於放下「人生」這部大書】專刊，在一九八八年五月十二日、十三日刊出。五月十三日，美國《世界日報》【沈從文專刊】同步刊出。一九八九年五月收入湖南吉首大學沈從文研究室所編《長河不盡流—懷念沈從文先生》一書，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經過再三再四修訂最終落腳台北三民書局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散文集《重疊的足跡》。
結束了北京的工作，我們到了紐約，一九八六到一九八八年，我們一家三口住在曼哈頓。在新結識的友人中，聯絡最勤的便是文學批評家夏志清先生、散文家琦君女士。很難忘記，一九八○年早春，我第一次在華府見到《中國小說史》這部大書的歡喜。也很難忘記在北京，曾經同沈伯伯、兆和姨擠坐在一起，研讀夏先生對沈伯伯的推崇：「對古老中國的信仰，對人性善良的永不退縮的堅持。」也很難忘記，多次從香港帶這本書到北京，都被年輕的作家朋友們在第一時間拿走了，之後的熱議更是沸反盈天。
人際之間，最忌溫差過大，我同夏公。琦君姊多年聲氣相通，最主要的原因恐怕就是我們待人接物的「溫度」都差不多，待人熱誠、寬宥，自然多有往還。多年來，我奔走於天涯海角之間，永遠寄情於紐約與台北，不能說與夏公、琦君姊沒有密切的關係。
我和夏先生之間，最初的感覺是驚奇。夏先生驚奇我是一個「外國人」，卻講一口京片子，且對大陸文化人熟悉得不得了。我驚奇夏先生有一顆如此誠摯而敏感的心。對世間美好無比欣賞、珍惜，對世間醜怪又是如此嫉惡如仇。談話間，我無法一下子亮出底牌，生怕他受不了。他要看我寫的小說，思來想去，寄給他不很尖銳的〈下班以後〉。但就是這樣，他已經震驚，馬上有信來，而且他自己竟然又尋到我另外一篇〈不惑之年〉，談話中不斷鼓勵，同時又明白表示他的驚奇。我卻在想，老師心地這樣善良，慢一點好了，難過的日子暫時推遠一點還是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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