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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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年，《折射》在《幼獅文藝》連載一年之後問世。王鼎鈞先生走過苦難，文章頗見血性，寄書給他，向鼎公請益是很自然的事情。夏公不同，我們談及沈伯伯的時候，我寄了〈緘默〉這篇小文給他，他為了沈家的不幸、為沈伯伯的咬牙隱忍大為憂傷。終於，我從夏公來信中感覺他承擔苦痛的力量大大增強了。九一年，我寄了《折射》給他，九四年，又大著膽子寄了《生命之歌》給他。到了這個時候，夏公差不多知道了我過去生活中的大部分故事。我覺得自己就像一個長年流浪在外的孩子，雖然怕傷長輩的心，但終於一點一點擠牙膏一樣把在外面受到的委屈報告了自己敬重的師長，鬆了一口氣。但我深深知道，在夏公許多的憂傷中，有一些是我給他的。一九九二年七月底，醫生發現夏公心臟有些問題，他必須減少工作量。我卻覺得，那一顆火熱而敏感的心，仍然不停歇地驚奇著世間的每一處美景，恨不能馬上奔過去看個明白。一九九三年底，當他得知台北即將召開「四十年來中國文學會議」，高興之餘馬上有信來，關切會議中對文學現象的剖析。那時我們駐節高雄，分身乏術，只參加了一天的會。事後，回紐約看望夏公，將那一天齊邦媛、龔鵬程、周玉山諸位教授的精彩發言轉述，聽到高興處，夏公都會開懷大笑，加上手勢，表情十足。我在想，若是他親自到場，不知有多熱鬧。
在那之前，夏公已經在八八年和九二年兩次寄給我他新的評論文章。兩篇文章都是接受台北《中央日報》副刊主編、詩人梅新先生的邀約。一篇萬字文評析的是小說家潘壘的《靜靜的紅河》。看這篇文章，讓我想到夏先生對錢鍾書、張愛玲、端木蕻良「發現」過程中的那份投入，那份專注，以及始終丟不掉的「驚奇」。另外一篇萬字文談的是琦君散文。夏公同琦君姊是老朋友，為這篇長文，他穿梭紐約、台北之間，不僅重溫琦君作品，也曾同琦君通電話，反覆查證資料。在研讀過程中不僅肯定琦君一流散文家的文學成就，剖析貫穿琦君作品溫柔敦厚的真性情，更獨具慧眼地將琦君幾十年來作品看做一個整體的回憶錄，這部「回憶錄」的光輝是被夏先生充分肯定的。在文章中，夏先生無論如何不能原諒使得琦君母女飽受痛楚的父親，雖然他明知琦君不會同意，但仍冷靜地秉持文學批評家的原則堅持將其父的冷酷行為看作舊禮教惡勢力的威權。我同琦君姊都是寫信的人，魚雁往返，無話不談。二○○六年琦君姊辭世，中央大學教授李瑞騰先生計畫同台灣文學館一道合編一本《琦君書信集》，徵集琦君寄給朋友們的信件，反響熱烈。我交給他九十四封加了註釋的琦君來信。這本書二○○七年出版，成為琦君「回憶錄」的最佳詮釋。
夏先生讀書讀進心裡，萬千心緒使得他的評論文章充滿情感，而完全沒有一般文學批評的冷漠與距離。
一日，我去訪他，他正在發愁：「這樣子用功的作家要我寫他，書寄來了好幾本，文字詰屈聱牙，難懂得不得了。人沒見過，也不通信，怎麼寫呢？」他是真的愁了：「我不寫，他會不會很難過？」夏先生誠心誠意地問我，我也很誠懇地回答：「既是這樣子用功，也許要不了好久，就有更加感人的作品問世，那時候再寫不遲。」夏先生拍拍手邊那一堆書：「也只好這樣了。」書的邊緣露出了許多字條，可見夏先生功課已經作了許多，只是那一份「非常原始而強烈的感情」尚未出現，暫時難以動筆而已。我卻記住了「詰屈聱牙」四個字，跟夏先生聊起來：「平實的文字比較好，您是第二位說這話的。」「第一位是誰？」夏先生反應極快，因為許多的「發現」、「命名」他都是第一人，遙遙領先。「沈伯伯。」我笑著回答。夏先生在我肩上一拍：「你認識沈從文比較早嘛！」此時的他，愁緒盡掃，又是有說有笑了。
二○一六年元月，台北允晨出版社出版了我根據與夏志清先生自一九八七年七月到二○一○年聖誕節前的大量通信、我的日記、筆記撰寫的文林憶述《尚未塵封的過往》，在〈一九八八年五月十日〉這一章裡，我記敘的是沈先生辭世後的事情。沈先生走了之後，我將沈家新址與電話號碼給了夏公，他馬上致電慰問沈夫人。兆和姨在電話裡特別感念夏先生的慰問，要我代她好好謝謝夏先生。於是我請夏公午餐，時間卻到了七月七日。這一天，相當清靜，我們談到很多，夏先生流露出深切的痛惜，他沉重地說，他將沈從文納入《中國現代小說史》的重要篇章，完全是因為「沈從文文字的魔力」。這話我懂，沒有驚天動地的大事件，具有魔力的文字釀造出人性的底蘊。我們也談到五月《聯合報》所披露的沈先生的〈自述〉以及「自訂年表」的來龍去脈。在這一個章節裡，有沈從文伉儷一九八八年四月十日的來信，兆和姨一九八八年七月三十日寄到華盛頓的一封信，甚至有一封一九三一年沈伯伯寫給中華書局的信，那是有關《石子船》的一件公案，沈先生送給我做紀念的珍貴禮物。這本書的最後一章〈二○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記敘的即是夏公辭世前後的事情。沈龍朱畫的一副紀念肖像極為傳神，夏公的睿智、幽默躍然紙上。
在二○二四年二月台北國際書展上，一位年輕的讀者買了這本書，要我簽名。簽了名之後，他還有話說：「這本書裡有沈先生夫婦給您的好幾封信，有沈家兩位公子給您的圖文並茂的信，有黃永玉先生的手書，有吳祖光伉儷給您的信，有端木蕻良先生和端木夫人的信，還有端木序文的手書，有編者林黛嫚、吳仁昌的信，還有您的筆友譚嘉女士的信，夏志清先生只得一封公開信，見不到他給您的任何私人信件，但是您這本書卻是用夏公信件串聯起來的，是何道理？」
展場中不是說話的地方，我們走出去，找一杯熱咖啡喝。「我是寫信的人，也留著師長、朋友們的信。直到有一天，捐給圖書館、文學館之類的研究中心為止。你說得對，這本書裡有許多夏公來信的內容，但不是逐字逐句的信件，因為我拿不到授權。其他的信件我可以刊出，因為都有授權。」這位讀者若有所思：「卡謬的朋友沒有遵照卡謬的遺囑，一把火燒掉他的書寫，因之，今天的我們有卡謬。」我淡淡地說：「夏公給我的信沒能刊布，我把這些信交給這本書的發行人廖志峰先生，作為佐證。夏公給許多人的信都不能刊布，那些信怎樣了，可能永遠沒有人知道。」這位讀者道別前說：「現在的很多年輕人，不知夏志清是何方神聖，卻是不爭的事實。我只好鼓勵他們看您這本生動的書。」我謝了他，跟他道了再見，繼續坐著。想念著夏公那許多用小字轉著圈寫的聖誕卡片，硬是能夠把一張聖誕卡寫成了論文。這本書卻寫了兩次，頭一次，二○一四年，信件內容如實寫出。行不通。二○一五年，重新來過，信件內容變成了我的轉述。這一年我同時寫藝術家傳記，兩本書的時空相距遙遠，我用自序〈艱難的跋涉〉作了說明。卻沒有一字提到必須寫第二稿最真實、最無奈的原因。然而，夏先生在文學史上的地位無法撼動，也無法掩蓋。那才是不爭的事實。
一九八六年，我們一家三口來到了紐約市，住在曼哈頓東區七十二街。先生上班，一歲的兒子請人照顧。我終於有機會走進了大都會博物館，面對了莫內的《睡蓮》，頓時淚流滿面。這時候，距離溥老先生與舒先生的澈底離去已經整整二十年！我與美學之間的「中斷」更是已經二十二年！現在，我站在大都會的廳堂裡，我對自己說：「我的美學教育將再次展開，並且永不中斷。」很快，我走進了紐約摩根圖書館暨博物館、紐約現代美術館、紐約弗里克典藏。更趁地利之便造訪波士頓、費城、普林斯頓、康州哈特福德等地的博物館、美術館、私人典藏。
學習與實踐之間仍然遙遠。除了散文與短篇小說之外，我利用孩子在學前學校課室三小時的時間奮力寫《折射》。一九八八年回到華盛頓，一邊安頓一切，一邊繼續寫，寫得肝腸寸斷，覺得撐不下去的時候，瘂公寫信來：「把它完成！」如同進軍號，我一邊揮淚，一邊鼓勵自己：「沒有過不去的火燄山！」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將這二十四萬字的書稿寄給了瘂公。當時他正在離開《幼獅文藝》，便交給了責任編輯陳祖彥。祖彥是小說家，也是極優秀的編者。我們相知相惜，成了幾十年的好朋友。雜誌連載一年，小說尚未結束，《幼獅文藝》主編段彩華先生來信說，應讀者要求，《折射》要在幼獅出版社出書了。第一版一九九○年出版，納入【藝文叢書】。一九九四年，被出版社納入【名家廣場】叢書，書名改為《折射—一個美國女孩在中國》。一九九五年出版英文版。二○一○年，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將其納入【人與歲月】叢書，書名《一個美國女孩在中國》，相當坦誠。那個英文版，按照我先生的標準是「不能見人」的。紙本書無可奈何，他在二○一三年，得到出版社授權，將電子書作了文法和詞語的大量修正。因此今天讀者在亞馬遜看到的英文版電子書，便是我先生口中「一個馬馬虎虎可以見人的版本」。二○一五年三月，《折射》的新增、修訂版《亞果號的返航》出版紙本書與電子書，並被出版社納入【小說館】，名正言順。
有鑒於此，二○一二年，長篇小說《多餘的人》出版後，老朋友譚嘉率先英譯，許多手寫的稿紙在數年內陸續寄到了我們手上，我先生著實感動。他利用業餘時間，為台北三民書局撰寫英文字庫，從A寫到Z，整整十年的巨大工程也已經完工，他便參加進來。《多餘的人》得到允晨出版社充分授權，得到封面設計師楊啟巽充分授權，二○二○年八月在亞馬遜出版英文版紙本書與電子書。同年十一月，我得到白宮頒發的總統獎。譚嘉的原始譯文，厚厚的一大疊，譚嘉同意捐給正在籌辦中的台灣文學館台北分館，我在回台北參加書展的時候，連同一本英文版紙本書一道親手交給《文訊》社長封德屏。大家感慨不已，二十一世紀，竟然有人手寫數百頁譯文！他們有所不知，到目前為止，我同譚嘉已經通信七百封以上，是那種寫在紙上，貼了郵票，請郵局寄送的傳統信件，真正無話不談。
無論散文寫起來怎樣輕鬆，我仍然鍾情小說，因為小說一定要把別人請進來，是最為「謙虛」的體裁。作者書寫的是在某一段時空裡，作者心底的悸動，以及別人的心頭所想，不是揣測，而是預言與洞見。而且，小說是以細節取勝的。作者透過細節讓讀者來到完全陌生的環境，完全不了解的事件中，遇到陌生人。隨著情節的展開而融入其中，這便是小說的魔力。此外，優質小說必然有美學方面的嚴格訴求。這一點，也是我開筆寫小說之時便完全省悟到的。自己最滿意的一本短篇小說集便是《倘若時間樂意善待我》，由時報文化於二○一九年出版。
一九九二年抵達高雄，我們在這裡工作生活了整整三年。拜「專欄」所賜，竟然在這三年裡出版了六本書。首先是《中央日報》副刊主編梅新先生同他的夫人張素貞教授介紹我認識了台北三民書局大家長劉振強先生。劉先生待我極厚。在北京與紐約寫的小說散文很快結集成書。一九九四年五月高雄台灣新聞報【西子灣副刊】主編鄭春鴻先生要我寫一個【兩岸人情】的專欄，文長一千兩百字，每兩周刊出。這便是我第一個專欄，緊跟著便有第二、第三跟上來。最忙碌的時候，我同時寫四個專欄。而我最後一個專欄，也是我第四十個專欄，是為美國《漢新月刊》撰寫的書話專欄，足足寫了十六年零八個月，推介了一百本世界文學、一百本華文原創作品，所囊括的華文作家，大陸、台灣各半。這個工程在二○二四年六月結束。這個工程的難度極大，每個月，我讀十到十二本書，從中選出一本，用兩千五百字來評析、推介。古有明訓：「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激勵著我，艱難前行。這兩百篇文章成就了五本專集，加上早先為《中央日報》副刊寫的書話，結集成三民書局《與書同在》，總的來說，成績還可以。
返回台灣，與先前熟識的師長們再次相見，《聯合報》瘂公自是極為熱情。副刊後來的主編蘇偉貞、陳義芝也都善待我。連同美國《世界日報》宇文正、田新彬、王開平諸君都待我極厚。各大報刊的文藝主編們也都非常熱情。李超宗、魏子雲教授更是厚待我，我們一直通信。兩位師長辭世前的來信仍然是一貫的工整、瀟灑，不談病苦，只談文學與藝術。
在台北結識的一位長輩是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秦孝儀先生，人們尊稱他秦孝公，我總是喚他秦院長，話說得急了的時候，更是直叫「院長！」孝公不以為忤，總是親切地安撫我，讓我平靜下來。院長早就知我，他在書店裡看到《折射》，不但讀了全書，而且買了很多本送給朋友們。所以，我們抵達台灣後，院長邀我到故宮演講時，聽眾席上眾多名人同院長一樣愛護我，讓我非常感動。我那點小故事院長珍惜，我也就有幸常常到故宮看望院長，從古玉到瓷器到書畫，院長和他的專家們給了我極豐富的知識，這是極為難得的全面的美學教程。院長字好，詩好，寫了七言詩《鴻濛引》，在故宮裝裱好送我，三十餘年來，從未離開我的視線。一九九五年，我們將要回華盛頓一年，然後派駐雅典。即將離別之際，院長給我功課，為故宮七十五歲生日寫一篇文章「兩岸文物保護的歷史、影響和心態」。在大搬家的過程中，我把資料與文稿放在隨身小行李箱裡，爭取每一點安靜的時間完成這份重要的功課。「將每一個字置於合乎情理之處，將每一個標點納入中規中矩之地。審視再三，加一字太長，減一字太短，方能心安。」可以準確說明我寫這篇五萬字論文之時的狀況。沒有辜負院長的信任，一九九五年十月二十二日，我從華盛頓飛到台北，在故宮的盛會上演講三個小時。院長不但給我「一百分」而且將文章交給《故宮學術季刊》主編馮明珠女士。文章刊於該刊第十三卷第二、三、四期。一九九六年七月出版了抽印本。二○一二年，文史學者馮明珠擔任故宮院長，我很為她高興。我同院長之間書信不斷，每年台北書展期間從天南地北飛回台北，必定到故宮問候院長，送上新書，請院長斧正。雅典三年，我有了充足的機會遍訪希臘羅馬古蹟，也有了充足的機會造訪歐洲著名的博物館、美術館，返台時也都一一報告心得。院長認真聽我滔滔不絕，總是微笑著，然後平靜地將故宮最新出版品推到我面前，讓我帶回家研讀。告別之時，院長從來不說再見，只說：「隨時回來啊，隨時回來。」二○○二年長篇小說《團扇》由未來書城出版，發行人是老朋友侯吉諒，他不但為這本書親自做了設計並且製做了極為美麗的精裝本。院長請我同吉諒午餐，席間，院長鄭重地跟吉諒說：「感謝你出版了《團扇》這本好書。」那時候，我只有十六本書出版，而且從來沒有請名人寫推介序的想望和經驗。沒有想到《團扇》卻有老朋友李瑞騰教授、新朋友顏崑陽教授以及侯吉諒的好文章護航，讓我好生感動。這也是我出書五十多本唯一的一次經驗。事後，我同院長再次見面，他沉重地跟我說：「書中事件的前後，我們都不知道，沒有人能夠揭櫫真相。《團扇》是美好的小說，更是世上唯一的史料。」每一個字都沉重如鉛。院長送我一把他親自題詞的絲質團扇，以紀念書中那曾經有過的最為傳統的堅貞不渝的情感。之後，我們繼續書信來往，直到院長二○○五年元月辭世。最後的一封來信談的竟然是我的一篇小說〈途經巴黎〉。病榻上的院長依然心懷天下，幽默而睿智。
就在《團扇》竣工之際，我遭遇到極為可怕的顏面神經痛，無休止的疼痛綿延十年，最終在二○一二年五月以開顱手術結束了這苦刑般的日子。然則，在這十年裡，我出版了十五本新書，包括長篇小說《多餘的人》，以及書話一本、散文五本、短篇小說集三本、與文友合著書信集一本、傳記童書四本。更重要的是，在未來書城結束後，《團扇》在二○一一年落腳三民書局。讓我完全地放下心來。回首前塵往事，那不堪的十年竟然以書寫的全方位勝利告終。滿心感激，滿心喜慰。
完全沒有想到，下一個征程即將展開，我將要進入一個從來沒有夢想過的書寫世界，屬於西方藝術史的範疇，我以一個文學人的身分，走了進來，走進浩如滄海、多種語文的史料，迎接了又一個十年的鏖戰，其標的依然是「文字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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